城市切换:【繁體中文】

Peter Kwan
Sylvia Wong
Christine Q Xu
昆士会计事务所
佳丽婚介

分享
新闻 >>   中国瞭望 >>  正文

强硬举报正部的副部,被威胁“永远闭嘴”

来源:新京报政事儿       发布时间 : 2017-10-11 12:30:07 发表评论

强硬举报正部的副部,被威胁“永远闭嘴”

午后阳光打在堆满药盒的茶几上,杨维骏蜷在书房的布艺沙发里。金边眼镜后,他松弛的眼皮下垂,不禁打起盹来。今年,他95岁了。

 

7年前,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以高调的形象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纪录。


如今,他满头银发,右眼几近失明,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小碎步地向前挪动。脑供血不足、失眠、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接踵而至,杨维骏每天吞咽十几种药物。在努力摆脱病魔的困扰时,他仍不忘与腐败对抗。

 

读报、接待访民、更新博客,看电视新闻,向省级官员反映问题……每当与人谈及反腐的话题,他像是打不倒的“愚公”,手举为民反腐的大旗,口中念念有词,“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


“信访接待室”

杨维骏住在昆明市金牛小区二区的三层别墅内。作为云南省厅级以上干部的住宅区,想要见一面杨老,必须通过电话预约、物业登记、武警放行的一系列程序。

 

这些年,随着公车上访事件,杨维骏走进大众视野,他的家也随之变成了“信访接待室”。

 

来访者以农民居多,五个八个一起来,一站便是一屋子人。

 

9月30日下午4点,访民周红(化名)匆匆走进杨老的书房。周红是杨维骏最熟悉的访民之一,相识8年,想将当天昆明市某区村土地被抢占的事向杨维骏汇报。

 

“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场情况如何?有没有人受伤?”杨维骏语速极快,有些着急。

 

听说有80多岁的老人手被打骨折了,他的脸黑下来,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张律师吧?……你给上面领导说说土地那事,让他们停下来,别胡来。”

 

对方曾多次慕名拜访杨维骏,又与该区的领导相熟。杨维骏第一时间想到托他带话。

 

当得到这件事还需详细调查的回复后,杨维骏在电话里提高了一些声调,“农民有土地承包合同,在这里种蔬果很多年了,是不是基本农田,一下就查得清,还要怎么调查?“他神色无恙,语气却颇为不满,挂断电话前不忘催促对方“你就说是我出面的”。


杨维骏也不是来者不拒。一位20岁出头的晋宁区机关青年职员在9月28日上午来访反映问题,杨维骏专注地低头听了一会,忽然打断他,“涉及个人恩怨的事我不听,个人利益受损的不过问,只关注集体利益和重大腐败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近年接待访民的原则,“我不为个人办事,只站在大多数群众这边。”


国庆七天,杨维骏也没闲着。他每天给周红打十来个电话,询问村内土地被抢占的进展,并表示,等国庆假期结束,他一定要向省委书记汇报此事。


周红说,为了这4万亩基本农田的事,杨维峻比她还上心。几个月前,杨维骏还坐着公车去省政府找领导反映情况。负责人不在,杨老连中饭都没顾得上吃,在值班室坐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

 

这些年,等待回应成为杨维骏举报后的常态。

 

“云南的官场上,没人敢和杨维骏走得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对杨老敬佩又疏远,很多官员怕杨老三分,都有些避讳。

 

打抱不平的义士


“直言进谏是他最鲜明的个性。”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是杨维骏最得意的战果。

强硬举报正部的副部,被威胁“永远闭嘴”

2001年,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曾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使云南走上破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的道路。这时,杨维骏已离休8年。


农民多次上访无果,杨维骏听说有90多岁的老农不愿离开土地,房屋又被强拆,投诉无门,病死在猪圈、柴房中。

 

他在老干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批评白恩培的做法,白恩培不予理会。一位在职官员私下告诉杨维骏,自己听到一位省级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


爱人王婉琪一度担心家人的安危,那阵子因时常看到陌生面孔在屋外来回走动,“好像被人监禁一样,没了自由”,她变得敏感多疑。

 

杨维骏却愈战愈勇。2011年,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


92岁高龄时,他又借来北京看病之名,绕过阻挠,亲自将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一局级干部接待后,承诺立刻向中央汇报。


这些努力成为他反腐的标志和标签。有官员曾给杨维骏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钦佩和祝福,称杨维骏有“打抱不平的风度”。

 

十年前,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余家单位将被违法拆迁。

 

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几家单位负责人找到杨维骏,恳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的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第二天,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王婉琪看到老伴身上生出的使命感,脱下乌纱帽后,还要“替天行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倒也不怕了。”

强硬举报正部的副部,被威胁“永远闭嘴”

9月27日,杨维骏在昆明的家中接受“政事儿”专访

 

甘当除棘一愚公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参谋长。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

 

1958年,因受费孝通事件牵连,身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近两三年,杨维骏一刻也没闲着。

 

西盟佤族自治县创建人随嘎的土地使用证被强收,损失180多亩文化园区,杨维骏从中斡旋,使得其重获土地;

 

金牛小区一区的早餐店生意红火,被物业觊觎,租期未满就要被赶走,杨维骏去评理,早餐店保留下来了;

 

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强硬举报正部的副部,被威胁“永远闭嘴”

“想再活久一些”

多年前,女儿杨艺定居北京,儿子在美国工作,两人一年回家不过一两次。三层高的别墅,只有杨维骏和爱人王婉琪、保姆三人居住,略为冷清。

 

到了颐享天年的年龄,杨维骏却愈发追赶着时间。养花、逗鸟、打拳等老人热衷的娱乐项目,他一样不沾:“我很忙,哪有时间搞这些闲事。”


每天七八点,他起床后便开始拿起军用放大镜,翻阅《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版面的新闻标题,晚上也一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

 

书房里有一个泛黄的记事本和一部电话。本子的开头几页已经掉线,有的页边角全部破损。他每天翻看,平均每天要打七八个电话出去:询问农民的生活近况,请教律师专家一些国策法规,再向记者反映一些云南的贪腐问题。

 

2011年,杨维骏让女儿帮忙开通“直言”博客,其内容也是他层层把关。举报材料大多由杨维骏自己手写。

 

因为视力不好,他无法使用电脑发文。每隔一周,博客更新举报内容,他总是走到200米外的小区前门左侧打印店,托店员帮忙打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校对无误后,再让店员帮忙发到博客上。

 

有时杨维骏从下午三四点坐到晚上九点多,王婉琪只能不停让保姆来店里催,她抱怨丈夫钱都花在打印材料上,一个月至少好几百。

 

杨维骏觉得值。此刻,打开“直言”博客的页面,显示访问量近65万,共43页举报内容。在他看来,博客每天的点击量就是群众支持他反腐的表现之一。


这位穿着格子衬衫和米色轻薄夹克的老先生,腿脚还灵便时,他常一个人跑到一区的接待室接客,或者跟随访民坐车出去考察,一忙一整天不沾家。

 

只是,这三年,杨维骏不得不面对身体机能加速衰退的现实。三个月前,他散步回家,上台阶时因没看清路,摔了一跤。再站起来,脚已经迈不开步伐,只能“哒哒”踩着小碎步,记忆力也严重下降。

 

如今,杨维骏已经三个月没再去门口的打印店,出门也只能由保姆推着轮椅,在小区内晒个太阳。看望他的故友也在逐年递减。四年前,还有七八个人聚在一起给杨维骏庆生。去年,只来了86岁的杨靖华一人。真的都老了,杨维骏忍不住感慨。

 

“力不从心、力不从心”,杨维骏形容自己的状态时,反复说着四个字。

 

十多年间,杨维骏接待访民、处理求助,帮人写举报材料,还要去领导办公处反映情况,用脑过度加之精神压力大,熬夜、失眠的症状,他早已摆脱不掉。

 

医生给杨维骏看病,发现杨老肌酐偏高,随时都有昏迷的可能,多次劝他尽早放下手里的事。

 

杨老现在还是放不下。一坐下来,他便向记者聊起访民向他反映的各类问题,连说两个多小时也停不下来,一股精气神儿又回到了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身体里。

 

杨维骏还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七八十万字,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文集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杨维骏称,这是他的人生格言。

 

杨老说,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杨艺心疼父亲。父亲太操心、太疲累,但她又忍不住给父亲鼓励。

 

一个月前,杨艺回昆明出差。载客的出租车司机主动提起杨维骏,“我们昆明有位老爷子,可是位反腐大英雄……”



近期热点新闻:




版权所有 © 天涯信息 | 关于我们 | 免责声明 | 用户条约 | 联系我们 | 帮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