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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制度的衰朽 班农:这是一场合谋

来源:多维       发布时间 : 2019-03-16 00:35:14 发表评论

美国此前是政府先陷入历史最长的停摆之中,如今唐纳德·特朗普又强行推行国家紧急状态推动修墙,所谓去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虽然众议院近期投票废止了特朗普颁布的南部边境“国家紧急状态”行政令,但若特朗普使用否决权的话,参众两院若再想推翻总统的否决令则需要至少三分之二赞成票,而这一门槛较难跨越,最终仍然无法阻止特朗普,也因此有声音称美国三权分立制衡已失效。

是真的失效了?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怎样新情况和危机?又该如何与之相适应?对此,多维新闻记者专访到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郝宇青,由他为我们讲述美国宪政背后的逻辑以及民主发展的问题。此为系列访谈将分两篇发布,此为第二篇。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朽

多维:除了人为原因外,从制度设计和政治学原理角度,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制度出现问题,比如你上次提到的后现代以及新媒体环境?或者说三权分立制衡制度本身有哪些无法避免的制度设计缺陷。

郝宇青:目前美国政治制度运行出现了问题,肯定有特朗普个人的原因,但是,不能因此而把个人的原因看得太重。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就曾明确阐述了个人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着这种要求得到满足。”他还说:研究革命必然爆发或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由此出发,美国政治制度运行出现的问题,不应该简单地从特朗普身上找原因,而应该从特朗普身后的美国社会状况去寻找。在这里,套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政治、共和党(甚至民主党)的全部本钱只是寄托在特朗普身上,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那么,美国的社会状况又是如何呢?最为主要的就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资本无国界的流动,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这些导致了美国社会原先的与政党政治相吻合的左与右的分界被打破,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由此而生的民粹化倾向加剧,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精英阶层(它和既得利益集团、两党的当权派、建制派基本上可以划等号)的危机,破坏着精英阶层维护的传统政治秩序。总之,美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已经构成美国政治即将出现较大动荡的前兆,它在侵蚀着美国政治制度赖以巩固的社会基础,其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新变化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难以应对。因此,精英阶层把这种政治乱象仅仅归罪于特朗普个人是无济于事的。

多维: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制度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一。除此外,还有政党政治、选举制和议会制等制度设计。在多维看来,与三权分立一样,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制度设计已然异化,成为政治领袖尔虞我诈,将一党私利甚至一己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工具。你如何看?

郝宇青:我觉得,这些制度设计出现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和美国的社会状况出现的变化密切相关。前面说到的“美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已经构成美国政治即将出现较大动荡的前兆,它在侵蚀着美国政治制度赖以巩固的社会基础”,就已经明确表明了对美国政治制度出现异化原因的看法。

其实,对于政治领袖的尔虞我诈,向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在分权制衡制度的约束下,这种情况并不能大面积地发生。但是,由于美国的既定政治制度在社会出现的新变化面前,未能进行相应的调适,因而政治制度落伍了,政治制度的约束力下降了,既定的政治秩序打破了,政治生活中的乱象丛生了。

当然,这里使用“政治制度的异化”的概念并不太恰当,用“政治制度的衰朽”可能更为贴切。正是政治制度的衰朽造成了这一切。

历史的终结与民主的解固

多维:至少从冷战结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推出后,以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就缺少了改革和修正的动力,缺乏改革精神。你认为是这样的吗?如果是,其制度改革的阻力又在哪里?美国政治还能否弥合国内的分歧,不让这种分歧和斗争继续恶化下去?

郝宇青:“冷战”结束时,福山推出“历史的终结”的观点,的确在西方世界十分地吸引人的眼球。这种吸引力,主要还是基于“两种制度”长期较量的、身心疲惫之后的、对外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感的释放。似乎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似乎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了。但是,西方世界在欢呼胜利的时候,却忘却了自身制度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化和固化了自身制度的惯性,哪里还谈得上去改革和修正自己的政治制度。

同时,西方国家也忘却了半球化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全球化)、后现代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改变了生产和资本的流向,而且也改变了自身的社会结构--因为收入降低,甚至没有工作可做,从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塌陷,社会又一次呈现出了两极化发展的苗头,进而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得以勃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谓是最为根本的变化。但是,西方国家的精英们却无视了这种变化,也不愿进行政治制度的调适。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o贝克在其《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的开篇就这样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和精英们意识不到这种新的社会现实,进而也不会对它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因为既定的政治制度对他们也是最为有利的,因而他们固守着既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这也是把他们看作是“建制派”的原因)。这样,在西方国家也就出现了大众和精英的政治对峙。对于西方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曾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战略顾问、具有较强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班农(Steve Bannon)就曾指出,这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谋。

因此,无论如何,建制派的政治正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经不再正确了。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福阿(Roberto Foa)和亚夏·芒克(Yascha Mounk)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16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解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作是“西方现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历史发展的终点”的明确表达,历史并没有终结。

具体到美国政治制度衰朽的原因,除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民粹化倾向的发展之外,美国的精英阶层的保守化倾向也脱不了干系。而且在既定的政治制度运行和既定的政治秩序中,对于美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是最为有利的。因而他们必然会“保守”既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并形成和大众的冲突。至于如何弥合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和斗争,可能还是需要美国的建制派(精英)认识到社会状况的变化,放弃政治制度的优越感,探索一条新的适合发展变化了的民情、国情的道路。当然,要让建制派们放下身段、放弃利益,也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多维:从分权和制衡的理论创始人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学者那里,在如今的变化中,我们又能汲取到哪些经验和指引?

郝宇青: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学者提出的分权和制衡理论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即对绝对权力之恶和人性之恶有充分的认识,因而在制度上限制绝对权力的出现。应当说,分权制衡理论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条件下的实际运行中,的确是有效的。但是,发生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时代诉求必然也会影响到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影响到三权分立的制度运行。至于在发生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时代诉求之下,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与三权分立不同的制度,现在还是未知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制度出现变革是必然的。


尽管制度变革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学者提出的分权和制衡理论汲取经验和指引。最重要的经验,我认为,就是仍然要在制度上限制绝对权力的出现。因为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绝对权力之恶和人性之恶是不会改变的。通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什么时候没有绝对权力,社会才有自由和民主;什么时候出现了绝对权力,就是社会遭殃之时。

多维: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不应该理解为某一种制度或者意识形态战胜了另外一方,而更应该是两种制度可以跳出墙外,互相学习借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现如今遇到了困难,的确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刻,也在此时有很多目光投向中国。在你看来中国特色的制度对于西方有哪可以借鉴之处?中国又应该借鉴哪些西方优秀成果。

郝宇青: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制度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人民性。这正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二是自我革命性。在201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制度的变革和调整是无止境的。在201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指出,要“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应当说,这两点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适应性,从而使得它具有了较好的韧性。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西方国家学习。

当然,尽管目前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及其运行出现了问题,遇到了需要变革的麻烦。但是,这并不等于西方的制度一无是处,从而对它全面否定。这种态度是不客观的。事实上,西方的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譬如,在政府规模上、在依法行政上、在政治廉洁上、在政治制度化上等,都有不少成功、成熟的做法。

总之,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那种宣称“历史终结”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同时,只有不断使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实相适应,才有可能保证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只有保持良好适应性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保证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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