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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女儿送走丈夫,我独自黑在了日本(图)

来源:网易人间       发布时间 : 2019-04-06 08:31:55 发表评论

从2015年10月15日那天开始,张萍就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把坐着轮椅的丈夫送走时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怎么老天就把我的签证给弄没了呢?”

7年前,张萍两口子抱着来日本淘金的美好愿望,托人办理了假的厨师签证(日本技能签证的一种),一路从东北农村杀到日本北海道,“投奔在这边开饭馆的叔伯家小姑子”。

“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过得不能比别人差”,这个执念是张萍不断突破边界、渴望跳脱的源动力。小学五年级读完,为了照顾身体不佳的父母,家里排行最小的她只能辍学回家种地,但心里对改变命运的机会依然如饥似渴。

20岁那年,丈夫的亲叔叔上门提亲,就算知道未来的婆家离自己家有30里地,未来的公公又瘫痪在床,张萍依然义无反顾选择嫁过去,“我不想再种地了,给我累伤了”。

然而,结婚之后,她的命运依然没有与庄稼脱开干系——“他家只有一垧多地,他连薅草都不会,我怀孕的时候,挺着肚子还得下地薅草”。这样的生活让张萍感到绝望,因此,当看到村里有人靠养客车、跑城乡线路赚到钱时,张萍便说服丈夫四处凑钱置办了一辆大客车,“谁成想线路没选好,没过多久,市里的公交通了,把我们的线路给占了”。几年下来,连养车带交罚款,两口子欠下了40万的饥荒。

“咋整?没整儿!”树挪死、人挪活,当远亲近邻们在一衣带水的东洋“发达了”的消息,不时地传到他们的耳里时,出国一搏的念头便在心里生了出来。

按照正常标准,申请一张去日本的厨师签证,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厨师工作经验,对工作所属的酒店级别也有一定的要求。但这些标准对于从小务农的张萍两口子来说,是不真实的扯淡——张萍的打算很简单,先花高价托人用假材料办两张厨师签证,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她随后就到。俩人一起拼个几年,把饥荒还上,万事大吉。

没成想,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丈夫2012年刚刚抵达日本不久,8岁的女儿却因为尿频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医生诊断为肾病。“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我爸60多岁,他哭着跟孩子说:‘你有病都不如我有病,我活到这把岁数死了也值了,你有病,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但总想着逆天改命的张萍不允许女儿就这么“完了”,她带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难的号我都能拿,花多少钱都行”。张萍带着女儿去北京儿童医院,连着好多天半夜就去排队挂号,一天后半夜,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给他们两口子办签证的人发来的,通知她说去日本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陆,签证就作废了,钱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张萍撇下病重的女儿,带着惊慌和恐惧从北京飞去了日本。女儿的哭喊把张萍的心炸成了碎片,从此再也没拼全乎——“妈妈,你不要我了吗?”

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张萍的心始终揪揪的,她惦记女儿,只待了5天,就慌忙飞回北京,直到儿童医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没事儿了,她才彻底放心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

这一次,张萍的去意决绝,她变卖了农村的房子,给瘫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几顿好饭,然后收拾了一拉杆箱的衣服,塞了几条长白山(香烟),两眼一抹黑,又踏上了东洋的土地。

这次她一离开就是6年,归期渺茫。

2

给人打工要看人脸色,哪怕老板是实在亲戚,也难免体会人情冷暖。

张萍的丈夫初到北海道的几个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馆的后厨里帮忙。张萍的“突然”到来,给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负担。尽管张萍看メニュー(菜单)、点菜这些“生存技能”都是跟小姑子学的,但饭店不是学校,白吃白住难免惹人讨厌。没过几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脸色,张萍两口子选择一起离开,辗转去妹夫朋友的饭店帮忙。

和神通广大的妹夫不同,张萍丈夫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离开了亲戚给陌生人打工,老板的唠叨和“假厨师”的身份,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压力,时常坐立不安。不出一个月,压力便像火山爆发,在与老板发生了口角之后,当晚便被炒了鱿鱼。

凌晨5点,北海道下着小雨,张萍两口子一人拖着一个拉杆箱,茫然地站在街头。除了点菜那几句,他们俩一句日语都不会。

被扫地出门后,妹夫又给他们介绍了山形县的一家饭馆可以去“帮忙”,可没人接也没人送,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车站。张萍手里拿着一张地图,领着丈夫四处踅摸。一个刚从便利店买早饭出来的日本大姐耐心地听了张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么长的一辆有轱辘的车,窟窟窟窟响的那种,她就明白了”。

那个大姐不仅把他们送到了车站,路上还把伞一个劲儿往张萍这边倾斜,“我说不用不用,她就捂着额头比划说,现在下雨呢,天这么冷,你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儿,还是好人多。”

那时张萍还不知道,后面再过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生病、绝对不能倒下、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去医院”将成为她在日本独自生存的法则之一。

从北海道到山形的路,只是他们夫妻俩在日本奔波的开始。

虽然都不懂日语,但丈夫在后厨,不用见人,所以工资还算稳定。而相比起来,张萍则像是“买一赠一”的那个赠品,俩人每月的工资只能算一人份:20多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多,但就这样,也比在国内东北老家时强百倍。

饭店一般都从中午开始营业,张萍每天11点上班,一口气干到夜里12点,下班后就跟六七个人挤在老板给安排的“寮(宿舍)”里,“‘寮’就是把一个房子打了好几个隔断,洗澡上厕所都是公共的,晚上睡觉谁放个屁都听得一清二楚”。她每天都是凌晨6、7点才睡,不睡觉的时候,就把一本《大家日本语》翻得卷了边儿,每一页上面密密麻麻标满了汉字注音。

作为“外人”,张萍两口子始终徘徊在那些小饭店雇佣体系的外围,成了那些老板裁员时的软柿子,被解雇时听到最多的理由就是“老板家亲戚来了,得腾地方给他们了”。性子又刚又直的张萍在吃了数不清的哑巴亏之后,依然固执地相信,“自己只要干好自己的活对得起工资就行,没必要低三下四的”。

既然“人穷志不能短”,在别人的屋檐下不肯低头,结果就是他们几乎和工作过的每个小饭店的老板们都吵了个遍:“有一次,店里面打セール(打折促销),一直没人气,老板娘心情很差,就找我的茬儿撒气,我也没惯着她,就跟她干起来了,她当时就让我滚蛋。我老公这时候从后厨过来说,再怎么着人家打セール呢,缺人手,咱们不能这时候走——干完了这一天领了工钱,才卷铺盖走的人。”

就这样在山形挺过了半年,张萍两口子在2013年底前转去了福岛的一家烧烤店。此时的张萍,已经可以独立接听预订电话、用流利的日语为客人点餐了,而光是她一个人的薪水就涨到了25万日元。

工资涨了,张萍手里却始终没什么钱——每个月,她都要通过黑市以较低的汇率把钱汇给在国内的嫂子,“国内那边钱到账了,我这边再打款,安全”。眼瞅着东北老家的饥荒一点点还上了,张萍那颗要强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想在城里面买个房:“从小我就觉得,我不该()谁、不少谁,比上不足比下得有余,我过得不能比别人次。”

在那之后的好多年,每当她在日本“萌生退意”时,就会问自己:“张萍,你买房的钱攒够了吗?”只不过,在她的定义里,“买房的钱”一开始指的是“全款”,后来变成了“首付”——赚钱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国内房价的涨幅,这是张萍始料未及又无可奈何的事。

3

张萍的厨师签证材料有假,但签证本身是真的,每年都要重新递签。可2015年初第三次递签的时候,折了。

原本是十拿九稳的——他们两口子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都是找中介去省城递一份材料,花不了几个钱,千把块。但后来妹夫拍着胸脯说自己有门路,说他“在日本的社长”就能办签证(投资经营者签证),让他帮忙,双保险。于是,夫妻俩东拼西凑,花了9个月凑了14万人民币,想破釜沉舟一次,“谁成想,给整叉劈(出差错)了”——因为两家中介递交的资料存在事实性的出入,两口子的签证被日本入国管理局以欺骗为由,驳回了递签的请求。

对在日本打工的人而言,“身份”意味着一切,无签证、有签证、暂住和永久居住权,不同的身份在日华人社会鄙视链上有着各自的层级,也对应掺杂着许多无法放在光天化日下明说的潜规则——这份辛酸,张萍在彻底没了身份之后,比别人体会得更深。

在等待签证的那几个月里,张萍两口子刚被福岛那家烧烤店以“经营不善”为由裁了员。在那不久前,夫妻俩又刚好借了一笔钱给刚来东京研修打工的外甥,5万人民币。

“当时根本没有富裕的钱,只是我们自己稍微能缓一缓,就左手倒右手,倒了点儿钱出来,就为了帮他一把”。互相帮衬原本是在日华人的生存之道,但帮忙的马上成了被帮的,这就让那5万块钱的“接济”性质变得有些暧昧了。没了工作就意味着没了住处,走投无路之下,张萍两口子只得去东京投奔外甥,偷摸挤在外甥的会社给员工租的宿舍里——在西日暮里舍人线(轻轨),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然而更难过的是丈夫突然改变的态度:一到东京,丈夫就宁可起五经爬半夜地上建筑工地拆房子、打临时工,也绝不肯再踏进饭店的门。而东京饭店对服务员的高要求也让张萍望而却步,这跟她原本盘算的“大城市机会更多”,偏差太大。

整整3个月,张萍天天在“中华物产店”等免费的中文报纸,一来找住处,二来找活干。无奈东京的中国人实在太多太多了,房子找不到,工作也没着落,眼看着钱包一天天瘪下去,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张萍急得满嘴起大泡。

有一天,丈夫突然一身酒气地回来,告诉她:“建筑工地的老板跑了,工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了。”那一刻,张萍觉得日子快过到头了,看着眼前这个颓丧的男人,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场可笑的婚礼:彩礼钱都是借的,喝完喜酒就都还了回去。好不容易花了几千块钱置办的戒指、项链和耳环,也在婚后不久不翼而飞。“我姐曾经怀疑过是不是让我老公给卖了,我说不可能,我特别相信他。但好多年以后,来到日本,我问起这事儿时,他说没卖,当了。当时我只是说,那你以后再给我买回来”。

可内心里,张萍觉得有些东西已经死了。

日子还是得过,张萍总算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

张萍还记得那天上午她在餐厅接到丈夫的电话,丈夫说:“找到房子了!”语调里都充满了欢乐。

“他问我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说不用,哪儿都行。”上午签了合同,当天晚上,他俩就从外甥的宿舍搬到了自己的小家。

两年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可张萍还是想在中国建个真正安稳的家,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继续留在日本。

张萍不肯认输,她找到律师事务所,打算办一个正儿八经的投资签证,“做物流贸易”——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技术,只需要相当财力证明的签证种类,里外里需要500万日元(人民币30多万),光手续费就要20多万日元,租店面也需要80万,时限2个月。

搁哪凑这么多钱呢?张萍厚着脸皮,跟在东京刚认识没多久的同事们挨个借钱。同事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赚多赚少,大多都选择汇给家里,手上留钱的不多。不过让张萍意外的是,饭店后厨有位不起眼的粤菜厨师,这时突然站了出来。

在这个师傅的游说和帮助下,张萍很快凑齐了500万日元——这位师傅自己就掏了1/5。把钱交给张萍的时候,粤菜师傅语重心长地说:“万一(投资签证)整成了,算我帮你个忙,整不成,钱也瞎不了,你到时候再还给我。”张萍只记得那时候自己心里都是感动。

500万现金和每月4万房租的小房子,让张萍的心神稳了一些。然而丈夫却始终没有振作起来,为了让丈夫减压,张萍同意让他跟着妹夫家的刚来日本游玩的朋友“回北海道散散心”,自己则专心在餐厅打工赚钱,好歹一个月22万的工资,勉强够吃喝。

可不争气的希望短得就像东北老家的春天,丈夫刚到北海道,就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得小腿骨折。虽然责任不在对方,但摩托车车主还是主动缴清了全部的医疗费,还赔给了他们100万日元。那半个月,张萍隔几天都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电车,从东京去北海道的医院看望丈夫。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新递交的材料再次没有通过签证申请,心情沉重的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根本无暇顾及丈夫的苦痛。

丈夫的腿伤并不严重,但需要长期静养,出院后,又休养了整整两个月。入国管理局得知后,给他们的签证顺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的每一天,眼看着丈夫一天比一天颓废,生活开销渐渐入不敷出,张萍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念头:

“不如,劝丈夫一个人回国,我自己留下!”

4

生存就是一个巨大的消音器,一切苦痛挣扎的呐喊,从它这里一过,都只剩下了夸张的口型。

几个月的挣扎、吵闹、冷战,让丈夫心灰意冷。他走的那天是2015年10月15日,是他们签证有效期的最后几天,张萍记得清楚。她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要丈夫回去的,可为什么最后在羽田机场,她却失声痛哭,哭喊着:“要不你别走了,留下来吧!”

丈夫一句话都没说,就独自坐在从机场租来的轮椅上,消失在登机口前,连头也没回一次。他俩心里都知道,从此一别,大概就是永远。“村子里那么多人出来了,后来都离了。我后来说要回去,连他爸都不相信。”张萍说,“但他们全家都盼着我能回去。”

丈夫带走了他俩在日本的全部积蓄和那100万日元的赔偿金,只给张萍留下了一个月房租。告别了坐着轮椅的丈夫,也告别了熟悉的自由,在日本失去了“身份”的张萍从那个短暂的“家”里搬了出来,重新住回进了“寮”里,跟七八个刚来日本的中国年轻人一道。她跟老板娘摊牌,告知了自己的处境,出于同情,老板娘非但没有开除她,反而给她涨了1万的工资。


我抛夫弃女,独自黑在了日本

生活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早已暗流汹涌。


在日本,没有签证打工的人被称为“黑户口”,一旦被人举报或被入国管理局发现,就有当即遣送回国并永久不准入境的危险,同时还伴随着数额巨大的罚款——罚款往往最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大多“黑”在日本的人,都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多挣钱。

身份焦虑让张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查,然后遣送回国,害怕去医院会暴露非法滞留的身份,兜里始终揣着各种消炎药、败火药、肠胃药。她的同事打趣说,不管谁生什么病,只要跟张萍说,她兜里保准有药。可张萍自己觉得这样是必须的:“我不能倒下,倒下就完了。”

张萍彻底遁形的生活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那天她还在“寮”里休息,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人来店里找你”。张萍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找她,“我在东京没交过任何一个人,我就怕身份不好,要是有人查到店里会连累老板娘,老板娘有恩于我,我不能害她”。

当天下午,张萍就再也没去过店里,她在电话里辞别了老板娘,开始了流浪。

知道她的行踪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当年曾经借给她100万的粤菜师傅算是一个。在日本的华人都有自己的小群体,但都不算怎么紧密。“最坏的就是同胞。”——这是在日本打拼了20多年的王姐后来跟张萍总结的经验,王姐是张萍初到横滨时的恩人,她们的结识,以及张萍从东京迁徙到横滨,都与那个粤菜师傅有着不可分割的缘由。

在来横滨之前,张萍只能像所有“黑户口”一样,如同没头苍蝇一般乱撞。在签证还有效的时候,张萍曾买过一个苹果iPhone,办了一张实名电话卡,她用这张卡注册了微信,进了几个500人的“工作群”。平均每个群里,都有将近百人跟张萍一样是“黑户口”,“如果不是找活干,谁都不和谁交流,你不知道谁好谁坏。有交情,这是相当危险的行为”。

能让“黑户口”们干的正经工作,工资少得可怜,通常不足正常行业工资的一半,还伴随许多“不确定性”。张萍曾经就听她在山形县工作的朋友说起过,一个小姑娘“黑”在一家店里打工,有天夜里,她的老板什么都没穿就钻到她被窝里去了,“她能报警吗?不能。她敢辞职吗?不敢。她只能忍着,像奴隶一样”。

当时张萍正在考虑接受熊谷县一家餐厅月薪10万的工作,跟那个姑娘的状况类似。她找粤菜师傅商量,被师傅劝阻了,“我后来很害怕,如果去了,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被各种潜规则威胁的同时,风俗店(妓院)对张萍的诱惑也从未停止。尽管从小务农,张萍长得却也不差,多年的室内劳作让她身形消瘦,皮肤苍白,尽管用不起好的护肤品,但也因为不化妆而减少了对皮肤的损伤,随便扎个马尾,笑起来,脸上还保有几分少女般的羞涩。

“矜持型”的女人在风俗店最受欢迎,如果她肯接受这份工作,每月50到100万日元的收入不成问题。但张萍放不下这份尊严。好多次,老父亲都拿话敲打她,说“不能干不好的活”,她就会说:“你放心,你姑娘这个志气有,不会做伤风败俗的事。”

然而,生活不会给“黑户口”太多选择的余地。排除了众多选项之后,张萍发现自己无路可选。粤菜师傅在这时抛出了橄榄枝,他说:“不如我们一起去横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起生活,搭伙过日子。这个意思张萍从他的眼神里读得出来。

“我不会亏了你和你的家庭,咱们好歹互相有个依靠。”这姑且算是一份扭曲的承诺。说是扭曲,是因为粤菜师傅在国内也有家,儿子那时都14岁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从不让老婆过来探望,自己也很少回国。他比张萍大几岁,其貌不扬,永住身份,马上要随着公司派遣从东京调到横滨。

张萍曾经问过他为啥非要跟自己在一块儿,他说,“看你朴实,也挺难的。”

但其实张萍心里明镜儿似的:“我要是自己没办法自食其力,他会养着我吗?不可能的。”

5

恰在那个时候,丈夫“废”了。这个状况让张萍始料未及。

丈夫回国后,以照顾孩子的名义暂住在张萍的母亲家。“一个姑爷住在丈母娘家里,我怕他心里不舒服,就总给他汇钱,想让他硬气点儿”,可是不久,张萍就发现,丈夫成了一个无底洞。

回国之后,丈夫基本算是恢复了工作能力,可张萍决定黑在日本的选择,让他彻底丧失了重建生活的信心。他每天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每个月张萍给他汇1万块生活费,他能喝掉9000多,给女儿报补习班的钱都被他喝掉了。他酒量不行,一喝就多,酒友们就拿他打趣,说他是王八,他的哥嫂家人们也常数落他无能。

“他们跟他说,‘你回来干啥,把你老婆一个人留在那儿’。有时候,我觉得我挺亏欠他的。”丈夫的情况,张萍都知道。

有天半夜2点多,张萍刚从饭店下班回家,手机上响起了女儿的视频电话和一段短促的留言:“妈妈,你接视频,你接视频,你不接视频,我爸要打死我了。”

她哆哆嗦嗦地点开视频通话,惊讶地看到曾经憨厚的丈夫满脸通红,狰狞地用拳头狠狠地砸孩子脑袋和后背,孩子满屋子跑,呜呜地哭。张萍想要求救,但不知道该向谁求救——虽然这是她母亲的房子,但母亲为了方便,早搬到了小卖店住去了。

这不是丈夫第一次打孩子了。有一次,女儿阻止他对别人说张萍“在外面有人”这样的话,被丈夫一顿暴揍。“他打我姑娘,我就恨他,要不是因为恨他,兴许我跟这个人(粤菜师傅)也走不到一块去。”张萍说不清到底谁有错在先。

她至今也不明白丈夫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从结婚到来日本,张萍和丈夫从未分开过。丈夫的母亲早逝,结婚前父亲又突然瘫痪,丈夫家那边的亲戚都以为张萍不会跟他了,但她还是选择跟他结了婚。或许是丈夫觉得张萍有恩于他们家,婚后他们过日子一直是张萍拿主意,丈夫照做,每一个决定,无论是对还是错,丈夫都不曾有过怨言。

亏欠和恨意交织在一起,在张萍心里拧成了一种扭曲的爱。在内心里,她觉得现今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黑在日本的决定造成的。可“既然选择留在这,就要坚持下去,有时候也后悔,看到孩子被打,我就后悔,但也就那么一会儿”。

在扭曲中,张萍、丈夫和粤菜师傅,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处境。“我不喜欢家里(老家)有个家,外面还有个家。一开始我挺讨厌这种行为的,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为了生存吧,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张萍说。

这个秘密成了张萍内心中最大的隐痛,甚至大过了“黑”在日本的恐惧。她决不能让丈夫觉察到一星半点的可疑,但又往往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满。

一度,为了获得“好身份”,张萍甚至打算托人找个日本老头儿办个假结婚,“宁可多花钱和日本人假结婚,也不能跟中国永住身份的人假结婚,不做夫妻那点儿事儿,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我不愿意那样。”

以此为由,张萍在2017年底向丈夫提出了离婚,“秘密地”。她叮嘱丈夫不要声张,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毕竟还要住在丈母娘家,男人得要面子。可丈夫却并不领情,他用酗酒、殴打孩子、满嘴冒胡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拒,“那时候我俩一发信息,我的心都哆嗦,他说我肯定在外面有人了,还说我不给他打钱了。”张萍说,“我确实不给他钱了,我要攒钱买房子——但说我有人了,我是不承认的。”

整整一个冬天,夫妻俩隔着2000多公里,消磨着彼此的耐心。在2018年初,丈夫终于做出了妥协。法律上起诉离婚,没有财产可以分割,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这种离婚不是因为感情破裂到了不能过的地步,我回家可能考验他一段时间,还会复婚。我知道这是个火坑,我已经跳出来了,不能再跳回去了,他就是那个火坑,但我对他始终还有一种责任。况且,他是个酒蒙子,要是知道我在这边的情况,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举动。”张萍话里话外,仍是纠结与不确定。

然而,真离婚坐实了,假结婚却因为风险太高没办成。

现在,张萍无名指上戴着粤菜师傅在高岛屋(商场)买给她的钻戒,价值一万多块人民币,手腕上带着粤菜师傅去学车时顺路买给她的玉石手串,眼神里既茫然又幸福。

“假如,我能回国,我不会告诉他(丈夫),但我会把这个戒指留着,留个念想吧。”她说。

6

初到横滨,张萍在王姐的店里当按摩学徒。王姐的儿子是粤菜师傅的徒弟,她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彼此的身份也清清楚楚。

可店里人多嘴杂,总有人跟张萍打听身份的事儿,“什么人都有,什么目的都有。你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那段时间,张萍每天都提心吊胆,只能“净印儿(故意)地不跟他们说话”,整得别的店员都觉得她挺“隔色”。

除了跟着王姐,张萍自己还小心翼翼地打了很多分“黑工”,其中一份是报纸上找的活儿,在一家福建人开的洗衣厂,一天1万日元报酬,不管吃,有住的地方,每月住宿费2万5千日元。

洗衣厂为温泉和酒店提供一次性毛巾,张萍的工作是负责往机器里续毛巾,“从这边放进去,那边出来的就是板正儿的成品”。忙的时候,24小时连轴转,没有倒班,成天成宿地不睡觉。“机器转得快,你也得干得快,供不上他的机器,就有管理员来骂你,先用福建话骂,再用日本话骂,从祖宗一直掘下去”。

每隔一段时间,机器会停一下10分钟,员工统一上厕所,如果员工这时候不去,过会儿又想去了,管理员就会继续骂:“刚才干嘛去了?”张萍觉得在这里,她根本算不上一个人,“没人拿你当人看”。可即便是这样的工作,张萍也得咬咬牙忍着干下去,“脚底下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怨谁呢?”

再到后来,张萍发现自己对恐惧的适应能力超出自己的想象。

因为粤菜师傅的日语不好,有一次,让她陪同去区役所办材料。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张萍走到一个市场附近时,突然两个警察示意他们下车。

从警察们挥手的那一瞬间起,张萍表面故作镇定,心里却“突突”发毛,“警察问,你们是夫妇吗?我说不是,我是来日本玩的”,然后两人各自出示证件——那之前,张萍为了隐瞒身份,花高价托人办了一张假的“定住证”,大概是属于日系亲属的短期居住证明,具体是什么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如果联网去查,十有八九是要穿帮的。

所幸,那俩日本警察并没有较真儿,只是告知他们“骑自行车不能带人”。张萍一边道歉,一边目送警察走远,警察的身影刚一离开自己的视线,张萍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撒丫子冲进人群,一路狂奔,边跑边跟粤菜师傅说:“你快走,离我远点儿,别连累你!”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在一个转角处,张萍突然定住了——鬼使神差般地,刚才那两个警察又出现在她面前,“我站在那儿没敢动,我不敢再跑了,就走啊走,他们也看见了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清楚地听见他们在议论我的身份,但不知怎么就没查到”。

刚走到那个市场那会儿,张萍看谁都像警察,她像耗子一样佝偻着腰,低着头,不敢和人有目光交流。她给在东京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劝她“不行赶紧回来吧”,可从横滨到东京单程车费最少也要1.25万日元,她手头上的2000日元(合人民币100多元)连零头都不够。

张萍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天黑,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长椅上稍稍坐定,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也不知哭了多久,粤菜师傅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要不你找个咖啡厅待着。可是张萍不敢,“在公园,四面八方都空旷,我随时能跑,到咖啡厅,你往哪儿跑啊?”

午夜12点多的时候,远处走过来一个流浪汉,讪笑着想跟张萍找点儿乐子,张萍都没反应过来,恍惚以为他是警察,屁股底下像有弹簧一样,噌地一下从长椅上弹了起来,撒腿跑到附近的灌木丛里躲着,眼神恐惧得像看见猎人的小鹿。流浪汉反倒被她吓坏了,连忙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坐着吧,我走。”

流浪汉走了之后,张萍又回到了长椅上,一坐坐到天亮。凌晨6点多,她裹着单薄的衣裳在晨曦中回了家。在家门口,她远远地张望观察,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后,蹬蹬蹬上楼,反锁家门,把空调开到最大,缩在被窝里整整一天。

事后想起来,她觉得又害怕又好笑——被抓住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遣返回国——可她钱还没挣够呢,她不能就这么走了,即便在公园长椅上,她也不断地跟自己说:“张萍,你不能垮,你买房的钱还没攒够呢!”

那一年,张萍都没攒下来什么钱。

因为常年饮食不规律、乱吃药,她把胃给“拿”坏了,严重时脸色蜡黄,整天吐个不停,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她依然坚持上工,当时的店老板看了生怕她死在店里,便强迫她去看病。

张萍抱着赴死一样的心情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当时我想,能看就看,不能看给我举报了,我就回国了”。没成想,到了医院,人家只要家庭住址,不查证件。医生说,她的胃黏膜脱落得太严重了,如果再拖下去就可能变成胃癌。

听了医生的话,张萍有些难过,她倒不是心疼自己,她心疼钱:“挣了点儿钱全看病了。”

就像2015年她与当时的老板娘匆匆电话告别一样,这次为了看病,张萍又把工作给辞了,“医生说,你得来医院看病,我想,我看病不能耽误人家老板的生意”。

7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这种“灯下黑”的结论是张萍在横滨“生存”了两年后得出的。

后来王姐的店开去神户的时候,她就跟着去了神户,之后王姐的店彻底经营不下去了,她又去了京都。“到处流浪”,张萍说。

这么多年下来,张萍的行李就剩下一床被子、几件衣服,一个拉杆箱就都带走了。做饭的工具除了电饭锅一直跟着她外,锅碗瓢盆在每次搬家时她都会收拾整齐留给下一个租户,“都是好东西,扔了可惜,给人家用也帮人家省一点”。

如今,张萍隐身在横滨最繁华的地段,为了尽可能多地挣钱,也为了减少与人不必要的交流,她选择了一个自己能承担所有时段的工作。

一开始每天工作10小时,与一个留学生倒班,留学生走了以后,张萍一个人撑起全天的工作。每天从中午11点忙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半小时休息,一个小时1000日元,休息的时候没钱。

几个月下来,除非迫不得已,她会在某一天的下午5点钟提前下班,让老板帮忙顶一下——对别人来说这也算是个“全天班”,但对张萍来讲,充其量只算半天。

这份按小时付费的工作,让张萍过上了“最幸福的一段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她一个月能稳赚30万日元。在她的努力下,店里的流水一天能做到40多万,老板对张萍很满意,却不知道眼前这个寡言少语的女拼命三郎,其实是个黑在日本的定时炸弹。

“我再也不会告诉别人我的真实身份了。那样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这些年,张萍已经皮实了,慢慢适应了“隐形人”的生活。在这里,没有一张电话卡、银行卡属于她,每个月,她会花30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Wi-Fi,能跟家里联系上就行。攒下来的钱,她再也没寄给过丈夫,除了每月固定给女儿的那笔钱她会汇给嫂子外,其余的钱她都放在了粤菜师傅的银行卡里,“万一抽冷子(突然)被抓了,要罚款我没有,我折了,他还能把钱给我汇回国——这点信任我对他还是有的”。

唯一遗憾的是,这几年熬下来,张萍依旧没能达到心中预期的目标:“房子钱越攒越不够,现在连一个墙角都没攒出来,别提首付了。”

假如回过头来看当初黑在日本的决定值不值得,张萍会回答说:“说不上来值不值,他回去了,我没走。”

去年,张萍哥哥家的孩子也想来日本发展,她就劝别来,哥哥问她为啥,她说心理压力太大,“要是承受不了,都能死在这儿”。来日本的人都掉头发,洗澡的时候一掉一大把。她不仅晚上常常失眠,或被吓醒,还会紧张到背痛,前胸后背都疼,像针扎一样,“有一段时间,我疼得躺在那起不来,得靠他掫(抬,推)我一把才能翻身”。

喝酒能减缓疼痛,以前喝一罐啤酒身上就不疼了,可现在不管用了。但张萍不敢再喝更多,她怕自己酒量不好,醉了的话言多嘴失。因为疼痛,她上医院拍了胸片,做了CT,没查出什么毛病,花了好多钱,心疼死了。

这些年下来,张萍觉得自己该遭的罪也遭了,该受的苦也受了。

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跟丈夫视频,丈夫身后的一帮酒友调侃她,问:“嫂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张萍认真地说:“明年。”

大家都惊讶得不敢相信:“真的吗?”

“真的!”

张萍想回家守着孩子,守着父母,“有一次,我跟我姑娘视频,她老姨给她做了酸菜肉,我问她,是妈妈做的好吃还是老姨做得好吃,她说,‘妈妈做的什么味儿,我不知道。’”她当时就愣在视频的另一头,心里不是滋味。

从去年开始,张萍已经“自暴自弃”,不再继续学习那本《大家日本语》了。饥荒还的差不多了,她也攒了一些首付的钱。接下来,她希望能在想回国的时候回国,而不是被抓走,如果是后者,她也接受。

她打算回到东北老家之后,“先买个房子,再干点儿啥,做点买卖,如果实在不行,再考虑出来”,这回她瞄准了更远的地方——澳大利亚。

“我想陪陪父母,好歹陪他们度过一段时间的晚年,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没那么遗憾。之后,我再去澳大利亚,我小学同学有在那边的,华人多,两口子一年能赚50万人民币——当然,还是要靠中介办假签证,黑到那边,能过去,我就把我姑娘也带走。”

张萍给自己回国后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她要先躺在床上睡上两天两夜。

她对自己说:“没什么好慌的,一切都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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